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二項及第三百十條第一款分別定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二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三百零八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 100年台上字第 2980 號 刑事判決

法官終究是人，不是神，欲其將過往發生的社會事實，如同錄影倒映般，鉅細靡遺、精確還原，殆無可能，是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八條所謂有罪之判決書，應記載犯罪事實云者，係指經過法律評價，符合法定犯罪構成要件之事實而言，要與自然的社會歷史事實不同。從而，法院依憑嚴謹證據法則而認定犯罪之事實，既具備人、事、時、地、物要素，能與其他之事實、範圍相區別者，即為已足。
（最高法院102年台上字第3179號刑事判決）

刑法第一百六十九條第一項之誣告罪，固以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向該管公務員誣告為構成要件。故該項指控，須指出其具體事實，足以使人受有刑事或懲戒處分之危險，且係明知其為虛偽，具有故意構陷之情形始能成立。惟上開所謂「具體事實」，並不以就人、事、時、地、物均已鉅細靡遺詳為指述為必要，倘所述內容係以事實為基礎，相關人、事、時、地、物等情節並可因被告之補充陳述而完足，事實內容仍屬可得確定，果並足以成刑事偵查或行政懲戒權之發動，除係因誤認等因素，堪認並無誣告之故意者外，即無礙誣告犯行之成立。此與使用單純對他人人格特質、舉止等為主觀評價時所作之評論性語句(如吝嗇、陰險、拘謹、陰晴不定等)，尚不足以促成刑事偵查或行政懲戒權之發動有別，不可混淆。
（最高法院96年台上字第4171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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